公元755年，大唐帝國玄宗天寶十五年，突如其來的“安史之亂”自燕山腳下席卷而來，繁富無比的洛陽、長安從此陷入了長期的動亂與恐怖之中，多半個帝國的人民的命運因此而改變，其中包括那些懷揣“大唐夢”的“京漂”們，杜甫，就是當時“京漂”中著名的一位。

“安史之亂”的戰(zhàn)火燒到長安之時，杜甫已經(jīng)在京城里整整“漂”了十年，苦苦的堅守并未看到出頭的曙光，玄宗、肅宗拋賞給他的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左拾遺、華州司功參軍這些從八品的芝麻官，既沒有讓他實現(xiàn)“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也無法改善他全家饑寒交迫的困境。杜甫只好棄官攜家踏上遠游之路，這次，他的目光越過高高的隴山，投向絲綢之路重鎮(zhèn)、隴東南咽喉要道的秦州，希望那兒是能夠讓他終老的“樂土”。杜甫決計想不到，他的這一決定，為自己留下了一段三個多月的刻骨銘心的經(jīng)歷，也讓秦州在中國詩歌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蔣兆和所作杜甫像

秦州，今稱天水，是甘肅省第二大城市，人口曾長期居全省第一，達360萬人。秦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隔隴山與關中相望，經(jīng)渭水與長安相連，東通關輔，西達朔漠，北控紫塞，南扼巴蜀，是絲綢之路商貿文化交流的重要節(jié)點城市，也是唐時戰(zhàn)馬糧草和良將雄兵的重要來源地。杜甫把逃難的目的地選在秦州顯然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包括秦州在內的廣大隴右地區(qū)在當時是富庶地區(qū)，《資治通鑒》216卷《唐紀》中說：“是時(唐天寶十二年，公元753年)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秦州也沒有發(fā)生當時關中一帶的大旱及由此帶來的饑荒；二是秦州有親舊可以依傍，有侄子杜佐和由長安貶謫到秦州的贊公和尚等人；三是秦州社會秩序此時尚屬安定，并無變亂發(fā)生。

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七月立秋后的第二天，48歲的杜甫寫下了“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的決裂宣言，其后不久毅然攜帶家小從華州出發(fā)，一路向西。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杜甫隴右詩的精髓部分《秦州雜詩》第一首第一聯(lián)即開宗明義點明了西行的起因：他是為了討生活、投靠他人而作遠游的。行程自然是艱辛的，難以盡述，他用十個字做了精煉而準確的概括：“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

到了秦州，杜甫先是暫居于從侄杜佐所住的秦州城東南五十里的東柯谷，此處離贊公和尚所住的西枝村不遠，后來又搬到秦州城中居住。一個屬于自己的家，置辦一套屬于自己的住房，這不僅僅是當今火熱樓市的寫照，對于一千三百年前的杜甫而言，同樣也是一件大事。從現(xiàn)存隴右詩看，杜甫顯然是想留在秦州終老的。他到了秦州，就開始考察地段、建造草堂。其有《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詩，又在《寄贊上人》詩中說：“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但最終杜甫還是離開了秦州，南下到同谷追尋“樂土”去了，在同谷曾短暫居住不到一個月。可嘆可悲的是杜甫在同谷的遭遇很慘，在天寒地凍的深冬之時，生活陷入絕境，最后淪落到掃雪撿拾橡栗充饑，《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記錄了杜甫此時絕望悲憤的心情。于是，杜甫只好繼續(xù)南下入蜀到了成都定居。

絲綢之路上的秦州，驛道還是通暢的，朝廷的政令、時局的變化還是源源不斷地傳到了秦州。杜甫雖身處江湖之遠，卻也憂慮時局，陸續(xù)寫出的十五首《遣興》詩絕大多數(shù)都是對時局的評論。另一則就是系念故知，李白、鄭虔、舍弟、嚴武、賈至、高適、岑參都被重視友誼的杜甫寫入了隴右詩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還提到了兩個秦州當?shù)厝恕?/p>

一個是叫阮昉的隱士，他對這位從長安來的客人出于詩名的景仰或者流離的同情或者兼而有之，先是登門拜訪，其后又贈送了三十束薤菜，以飽杜甫全家饑腸。杜甫為此非常感動，同時也對阮昉淡泊寧靜的操守很是認同，因此寫了兩首詩贈給阮昉，這就是《貽阮隱居名昉》和《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在前一首詩中贊揚阮昉“貧知靜者性，白益毛發(fā)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huán)堵。”在清寂蕭瑟的環(huán)境中能夠安貧自得。又十分感動阮昉“尋我草徑微，褰裳蹋寒雨”，冒著秋雨，提著褲腳，一路打聽，到草徑深處來看望自己。這份情誼對一個飽經(jīng)喪亂、流落他鄉(xiāng)的人來說，簡直就是雨中的一把傘、雪天的一盆火。杜甫贊譽他是“足明箕潁客，榮貴如糞土”，說阮昉像許由巢父一樣的古代隱士，把榮華富貴鄙夷如糞土一般。這個高潔而厚道的秦州人想不到，他會因此而流芳千古。清人黃生《杜詩說》評論此詩說：“唐詩人有此高士，賴公詩以傳。”

另一位秦州本地人是“幽居在空谷”的絕代佳人，杜甫沒告訴后人她的芳名。詩中說佳人的兄弟在關中做官，但都死于安史之亂，而自己的丈夫又移情別戀，但她依然能夠貞潔自守，自甘幽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發(fā)，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杜甫為什么會寫《佳人》這首詩呢？我輩猜來，應該是佳人的遭遇引起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杜甫的“身世之感”。仇兆鰲《杜詩詳注》評論此詩認為，“天寶亂后，當是實有是人，故形容曲盡其情。舊謂托棄婦以比逐臣，傷新進猖狂，老成凋謝而作，恐懸空撰意，不能淋漓愷至如此。”《佳人》是杜詩名篇，贏得了千古一致好評。清人沈德潛《唐詩別裁》說，“結處只用寫景，不更著議論，而清潔貞正意，自隱然言外，詩格最超。”明代高棅《唐詩品匯》引用前人評論贊嘆這位佳人“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慷慨，修潔端麗，畫所不能如，論所不能及”。這位不幸的美女也是萬幸的，借助詩圣的詩句留下了美麗高潔的身影。

　　此邦俯要沖，實恐人事稠

光緒《秦州直隸州新志》所附秦州十景之一“東柯積翠”

杜甫真是一個詩心敏銳、詩筆勤奮的詩人。算來在隴右秦、成兩地滯留共三個多月，盡管生活困頓不堪，但詩情未曾老鈍，經(jīng)統(tǒng)計共寫了一百零幾首詩，幾乎是每日有作，每事有詠。正是他的這一百零幾首詩，為我們展現(xiàn)了一個當時活生生的秦州，成為寶貴的彌補正史之疏漏的資料，不愧“詩史”之美譽。

“此邦俯要沖，實恐人事稠。”這是杜甫離開秦州時所寫的《發(fā)秦州》中的詩句，居然是杜甫離開秦州的理由之一，說明當時的秦州的確是一個通都大邑，東來西去，人多事雜。在詩人筆下，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秦州是這樣的：

一是絲路重鎮(zhèn)，軍事要塞。“萬里流沙道，西行過此門……傳聲看驛使，送節(jié)向河源。”(東樓)“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雜詩其三)。“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壕羅鎮(zhèn)磧，賊火近洮岷。”(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戍鼓、夕烽、戎馬、胡笳等詞在詩中反復出現(xiàn)，充分昭示出這是一個號稱“關隴鎖鑰”的軍事重鎮(zhèn)。人口眾多，大致算來應該有五六萬人，在當時算是大都市了：“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雜詩其三)

二是物產(chǎn)豐富，特色獨具。秦州是唐時重要的戰(zhàn)馬產(chǎn)地，朝廷在當?shù)卦O有馬監(jiān)，專司養(yǎng)馬：“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雜詩其五)動植物特產(chǎn)較多：“牛羊嶺上村。”(雜詩其十)“一縣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寓目)“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山寺)“瘦地飜宜粟，陽坡可種瓜。”(雜詩其十三)

三是名勝眾多，景色獨特。杜甫登臨了好多當時的寺廟和景點，如城北寺、隗囂宮、南郭寺、太平寺、麥積山、法鏡寺、赤谷、鳳凰臺等。描繪了隴右渭水流域深秋清幽之景，如：“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雜詩其九)“落日邀雙鳥，晴天卷片云。”(雜詩其十六)“水靜樓陰直，山昏塞日斜。”(遣懷)“塞柳行疏翠，山梨結小紅。”(雨晴)“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東樓)“關云常帶雨，塞水不成河”(寓目)“無風云出塞，不夜月臨關。”(雜詩其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甫暫居秦州期間造訪了至今聞名遐邇、飲譽千古的麥積山石窟和南郭寺，并題詩紀游。在麥積山他寫道：

野寺殘僧少，山圓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石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秋毫。

可以得知，唐時的麥積山石窟名氣很大，以至于讓詩人興致勃勃地出城跋涉百里去登臨，但此時寺淪為野寺，僧只剩殘僧。但是詩圣雄健的筆力準確而又形象地描摹了石窟的形象是“山圓細路高”“懸崖置屋牢”，令今日之詩人為此擱筆。在南郭寺他寫道：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

秋花危石底，晚景臥鐘邊。俯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

我們因此而得知，在唐時，寺中空庭就有兩株在杜甫眼中已經(jīng)很古老的樹，這就是至今蒼翠依然的漢柏。我們因此得知，當時的北流泉居然水量很大，北流成渠可供應一邑之需。詩里還反映了一個重要史實，就是當時的秦州是漢胡雜居，羌人眾多。秦州轄屬的伏羌縣，古稱冀縣，今稱甘谷縣，東漢時為涼州州治、漢陽郡治，唐初武德中改為伏羌縣。證之以杜詩，朝廷以鎮(zhèn)伏羌人作為縣名的確是有依據(jù)的。“羌婦語還笑，胡兒行且歌。”(日暮)“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寓目)“羌童看渭水”“羌笛暮吹哀”“牛羊嶺上村”“降虜兼千帳”，這些詩句無不透露出此地羌人生產(chǎn)生活的氣息。經(jīng)過千年滄桑，甘谷縣早已沒有了羌人的身影，但甘谷方言與周邊方言差異較大，具有語言學上“語言島”的特征，莫非這正是當年羌人留下的痕跡。

　　聲名從此大，淚沒一朝伸

清代刻有杜甫《秦州雜詩》的二妙軒碑文

“聲名從此大，淚沒一朝伸。”這是杜甫在秦州懷念同遭厄運、正在流放途中的李白的詩句，贊揚早年的李白因詩才卓犖而聲名大播，曾經(jīng)的埋沒失意一朝得到伸張。其實，這詩句完全適合杜甫本人。杜甫決計是想不到的，在他貧病失意而死后，他曾經(jīng)多么自信又自負地認為自己“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得到了后世的廣泛承認。在他曾經(jīng)停留三個多月的隴右，人們以各種方式給予詩圣以榮光，表達景仰和懷念之情。

后人紀念詩圣，最常見的方式在其足跡所履之地建造祠堂，即杜甫草堂或杜公祠。據(jù)天水師范學院教授劉雁翔考證，在全國大約有三四十處杜甫草堂，在隴右就有九處，其中天水五處、隴南四處。天水學者馬銀生考證認為，早在北宋哲宗時期，在徽縣栗亭就建有杜甫草堂和少陵釣臺，這是隴右有史可考的最早紀念杜甫的祠堂了。現(xiàn)存的成縣草堂要算是隴右規(guī)模最大的杜甫草堂，建在杜甫到達同谷曾短暫寓居的鳳凰臺下、飛龍峽口的一片蒼松翠竹叢中，祠堂內有漢白玉杜甫立像。甘肅詩人、聯(lián)家、邑人陳琳為祠堂創(chuàng)作過一副警策無比、為人傳誦的楹聯(lián)：“唐室至今無寸土；草堂終古屬先生。”此外，古人在杜甫曾經(jīng)的寓居之地東柯谷、西枝村，在其西逾隴山入秦州經(jīng)行的麥積區(qū)社棠鎮(zhèn)，在其秦成兩州經(jīng)行的西和縣仇池山下、木皮嶺前，也曾經(jīng)建有杜甫草堂。

明朝嘉靖時，在秦州城西北的天靖山麓的著名的道教叢林玉泉觀，地方官頗有創(chuàng)意地建造了李杜祠，將李白杜甫兩位詩界高峰供奉一室。這個匠心獨運的安排據(jù)說是當時國內首創(chuàng)，應該說在天水將李杜放在一個祠堂供奉，是再合適不過的。正如晚清湘籍文宗王闿運所撰《秦州北山李杜祠堂記》所言，“以李供奉者成紀人也，可為地主，因建李杜祠堂。”如今李杜祠遺址尚存，將來這個長期以來天水文人雅集憑吊之地如能恢復重建，應該建一個李杜二人舉酒論詩的雕塑，正好可以圓杜甫《春日憶李白》：“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的心愿。清初山東萊陽詩人宋琬任秦州僉事時，做了一件很有創(chuàng)意、很有價值的事，獨具慧眼地將書圣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書法與詩圣杜甫的隴右詩結合在一起，以晉字刻杜詩，將杜甫隴右詩60首共3241字刻成石碑，后人稱為“二妙碑”，當時碑廊就建在李杜祠中。如今在杜甫曾經(jīng)駐足歌詠的天水城南名剎南郭寺建有“二妙軒”，軒中排列這些石碑，成為一道獨特的風景，這要算是全國絕無僅有的紀念方式了。

天水、隴南當?shù)氐膶W者和學術機構如天水師范學院、天水杜甫研究會等，都對杜甫隴右之行開展了持續(xù)深入地研究，成果顯著。隴上的詩人、作家們也都創(chuàng)作出了大量各種體裁的杜甫主題的文學作品。本世紀元年，天水市邀請當代著名雕塑家何鄂女士創(chuàng)作了漢白玉杜甫像，將其安放在南郭寺翠竹蒼松之間。該塑像頗為傳神，詩圣姿態(tài)半臥，面容清癯，神態(tài)凝重，手持酒杯，目光遠眺，眼神盡處恰恰就是他當年親眼所見所詠的空庭之老樹，游人一見無不嘆賞。

國家不幸詩家幸，詩家不幸山河幸。王朝的風雨飄搖、人民的沉重苦難造就了沉郁頓挫、憂國憂民的杜甫，而詩人杜甫悲苦艱危的隴右之行為隴右地區(qū)帶來了光輝燦爛的一百零幾首詩，為隴原播下了詩歌的種子，激蕩了家國情懷，增添了人性光輝，成為甘肅寶貴的精神財富。

(本欄圖片由天水師范學院教授劉雁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