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劍虹

內容提要　文章對敦煌學百年回顧中涉及的敦煌文物流散的歷史因緣及正、負面效應和學術淵源、敦煌學的內涵及外延、敦煌學的階段特點、文物回歸等一系列眾說紛紜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　敦煌學　藏經洞　文物流散　因緣　淵源　內涵　階段特點　回歸

作者簡介：柴劍虹，1944年生，中華書局編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秘書長。

如果從1900年6月22日(農歷五月二十六)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fā)現之時算起，敦煌學已走過了近百年艱難而曲折的歷程。為了將學術推向前進，在新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似乎應該對20世紀敦煌學產生、發(fā)展的歷史作一番科學的回顧與總結。在此，本文想就敦煌學百年回顧中學術界所普遍關心而又眾說紛紜的若干問題，發(fā)表一些個人的淺見，以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

一、藏經洞文物流散的歷史因緣及其正、負面效應

眾所周知，封閉近千年之久的莫高窟藏經洞珍貴文物重見天日不久，便遭到了被外國探險家、考察隊大量劫掠、流散海外的厄運，令中國學界與廣大愛國人士痛心疾首，而且成為一樁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歷史公案。時至今日，雖然多數論者仍堅持對此事進行譴責，而為外國劫掠文物者及當時看管洞窟的王圓箓道士等人開脫責任的亦不乏其人，認為藏經洞文物運走系“合法買賣”、“合理交易”者有之，認為拿走文物非但無罪反而有功者亦有之，后者的主要理由便是：如果這些文物不被運走便難逃中國國內種種災變而將損毀殆盡。筆者認為，這里有一個人為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辯證分析問題，更有一個社會歷史的因緣關系問題。要在這個問題上取得基本共識，就必須從分析藏經洞文物流散的時代背景人手;實事求是地探尋其歷史的因緣，并進而正確認識其正、負面效應。

我們這里是借鑒佛經的教義與語言，承認一切事物皆有“因緣”。其“因”，即內在的、主要的、根本的條件;其“緣”，即外在的、次要的、輔助的條件。某一事物必具備種種條件而后生成謂之“緣起”。那么，導致藏經洞文物流散的“因緣”又是什么呢?

中國的西北地區(qū)，東至西安，西到伊犁河流域及塔里木周緣地區(qū)，是世界上四大文化體系(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惟一的匯流地，可謂得天獨厚;又是通往歐洲、非洲的亞洲腹地，實為戰(zhàn)略要沖。中國沿海門戶被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之后，西方人眼界大開，胃口也受到刺激，便又將目光投向中國的西北地區(qū)。尤其是英、俄兩國，為爭奪在華利益，手越伸越長，腿越邁越遠。在它們的帶動下，從19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東西方列強出于經濟、政治、軍事及學術研究等多種需要，紛紛派遣打著各色旗號、兼有多種身份的探險隊、考察團進入我國西北地區(qū)勘察、測量、攝影、繪圖，甚至挖掘地下遺存。尤其需要提出的是，1899年10月在羅馬舉行的第12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根據俄國人拉德洛夫的提議，決定成立“中亞和遠東歷史學、考古學、語言學和民族學研究國際協(xié)會”，而后在1902年漢堡的第13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批準了該協(xié)會的章程草案，1903年又成立了該協(xié)會的核心組織“俄國委員會”，并得到沙俄政府的資助。這是帝國主義列強加緊進行“中亞探查”的政治、歷史背景，也是導致文物流失的重要原因。

敦煌，地處中西交通的咽喉，在歷史上曾是著名的絲綢之路上的明珠;尤其是唐、五代時期，敦煌作為西域重鎮(zhèn)，成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宋、元以后，由于種種原因，敦煌漸趨荒寂冷落，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又由于干燥的大陸性氣候，反倒易于文物的保存。因此，即就歷史文化的研究而言，這里亦是一塊蘊藏豐富又巫待開發(fā)的寶地。國外“探寶者”將目光聚集于此，決非偶然。當時國內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十分關切敦煌地區(qū)的情狀。據我所查，僅從清光緒二年(1876)至五年(1879)，作為封疆大臣的左宗棠在批復的札件中涉及敦煌的就有12通之多。可以說，注重對以敦煌地區(qū)為中心的西北史地及文化的研究，在當時已逐漸形成一種歷史趨勢;而要想研究深人，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就必須依賴新材料的發(fā)現。這是藏經洞文物引起中外學者格外矚目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這些文物流散不容忽視的主、客觀條件。

封閉了近千年的藏經洞在1900年被王道士等人發(fā)現，當然帶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在偶然之中又帶有必然性。因為洞窟年久失修，缺乏保護，加之風沙侵襲到一定程度，砌在第17窟門上的土坯墻遲早會坍塌，更由于“盜寶者”的靈敏嗅覺，藏經洞也肯定會被人發(fā)掘。如果是那樣，文物的損失將更為慘重。至于王道士的愚昧，斯坦因的花言巧語及其雇傭的中國師爺蔣孝琬的為虎作倀，伯希和的通曉漢語，以及負責運送劫馀寫本的某些中國官員的監(jiān)守自盜、趁火打劫等等，恐怕只是造成藏經洞文物流散的次要因素或輔助條件。因為文物保護的興衰成敗，與“國運”密切相關，不是少數幾個人可以控制或改變的。包括藏經洞文物在內的大量中國文物流散的痛心篇，只是整個中華民族災難史、傷心史中的一篇一頁而已。

這里還有一事必須澄清，即有一種說法認為：當年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是花了銀兩從王道士手中買走那些藏經洞文物的，盡管在價格上不公平，但交易手段卻是合法合理的。其實，這個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且不說一個道士身份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和權利來出賣千佛洞文物，也不說當時的清廷法律是否允許文物交易，單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講，王道士與斯坦因等人之間并不存在買賣關系，甚至連“賄買”都不是。斯坦因自己在《西域考古記》中寫得明明白白，他多次對王道士所言均是“捐款”，雙方定約：“用施給廟宇作為修繕之需的形式，捐一筆款給道士作為酬勞。”而后王道士也的確用這筆錢去“修建”了洞窟與房屋，并在1914年斯坦因再次到敦煌時還給這位洋“施主”看了賬目。伯希和攜走敦煌寫卷時付出的銀兩，大致也是這種性質。至于日本的桔瑞超、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等人在敦煌的作為，就更是地地道道的強盜行徑了。所以說，當年外國“考察者”們對敦煌文物的劫掠性質，是毋庸置疑的。

總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敦煌乃至整個西北地區(qū)文物的流散決非偶然事件，而是帶有歷史的必然性。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在客觀公正的基礎上，正確分析這些文物流散的正、負面效應。

敦煌藏經洞大量珍貴文物的流失，對于有充分條件利用它們作研究卻無力保護它們的中國學界來講，是一種恥辱，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是“吾國學術之傷心史”，其負面效應不言而喻;但是另一方面，敦煌文物的流散促成了中外學者共同來保護與研究這些珍貴的文獻與藝術品，推動學術發(fā)展，促進文化交流，這無疑又是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亦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毕旅嬖僮餍┚唧w分析。

從文物學、考古學的知識講，出土或庫(窖)藏文物的價值與其原出土或所藏地是密切相關的，如果對原出土地的相關資料缺乏科學、準確、詳盡的記錄與研究，所藏文物被隨便搬離原地，文物的價值就會遭受極大的損失。敦煌藏經洞的數萬件寫本，一經搬移流散，其原始狀態(tài)被破壞，就為研究其存放原因、方式、背景及本身內容增加了極大的困難，更不必說有些寫卷被人為地散亂甚至撕開斷裂以至成為碎片而永無復原之日了(這些碎片之多已令人扼腕浩嘆)。至于洞窟壁畫被膠粘切割，塑像被推倒搬走，更使這些舉世無雙的藝術珍品蒙受了無可挽回的損失。因此，有人說拿走文物是為了保護或有利于保護，非但無罪反而有功，即從科學研究的角度講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當然，我們也應該對當時盜運敦煌文物的外國“探險者”、“考察隊”作一些具體分析。我們在譴責他們劫走文物的前提下，也應該慶幸這些人之中確有幾位高水平的學者，他們還能比較及時地將這些文獻材料公諸于世，加以研究，并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尤其是法國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他作為惟一一位進入藏經洞內全面調閱所藏文獻的學者，能在l909年9月主動向羅振玉等中國學者展示并提供部分敦煌寫卷及照片，從而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極大關注，促進了敦煌學研究的正式開展，也促使清政府下令將藏經洞劫馀文獻運回北京。對此，我們應予肯定。同時也必須看到，當時參與盜掘劫運我國文物的某些外國人，其真實身份是十分可疑的。比如日本大谷光瑞探險隊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等，不僅日本政府一直未澄清他們的身份，而且他們劫走的敦煌寫卷及其他文物一直沒有完整的目錄刊布，這些文物的歸屬也撲朔迷離，有的轉賣給朝鮮都督府，有的散落于私家，給保護與研究造成了許多困難。所以說，我們在對外國探險隊、考察團作歷史評價時，對他們的功過是非，應該進行具體分析，有所區(qū)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