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yī)院產兒科主任顧蔚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近年來，其所在的醫(yī)院，高齡孕產婦已占據20—25%。而2011年，這一比例約為11%，這意味著10年來幾乎翻了一番。

高齡產婦數量的增加不是“個例”，紅星新聞記者采訪發(fā)現，這一情況已逐步在多家醫(yī)院顯現。尤其在當前生育潮“降溫”的背景下，高齡產婦的比例反升引人關注。

業(yè)內專家分析，拋開“二孩”“三孩”政策影響外，隨著女性教育年限的延長，很多女性希望在事業(yè)上有所建樹，在生活上實現經濟獨立，結婚生子的“最優(yōu)先級”已經發(fā)生變化，生育年齡被推遲。而另一面，隨著高齡孕產婦比例的增加，其自身的生產風險以及醫(yī)院醫(yī)療服務也隨之面臨著一定壓力。

現象

生育潮“降溫”，高齡產婦占比卻在上升

面對復旦大學附屬婦產科醫(yī)院數據，成都市政協委員、成都市婦女兒童中心醫(yī)院產科主任羅丹并不感到驚詫。她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坦言，她所在的醫(yī)院也是如此。

羅丹介紹，雖然沒有做過具體的數據統(tǒng)計，但就產科現狀來看，“20多歲的臨盆女性的比例在減少，大多數都是30多歲的產婦。”她在接受采訪的前一天，剛完成兩臺手術，產婦的年齡分別是38歲和40多歲。

湖南長沙市某醫(yī)院工作人員也向記者表示，今年以來，該醫(yī)院高齡產婦的比重明顯高于2022年及2021年同期。浙江麗水市某醫(yī)院工作人員表示，僅其個人接觸的產婦而言，相比于10年前，去年35歲以上產婦的占比確實有所增加。

▲2020年2月22日，四川都江堰，40歲的高齡產婦葉女士順利生下一名女嬰。護士對孕婦做術前檢查 資料圖片

此外，記者從多家婦幼保健院了解到，近年來高齡孕產婦的比例也呈現增加態(tài)勢。

而需要注意的是，多家媒體的報道顯示，今年以來國內多家醫(yī)院的分娩量出現了明顯的下降。據國家統(tǒng)計局數據顯示，2022年末，全國人口為14117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84萬人。另據國家發(fā)改委發(fā)布的《2022年人口相關數據》，2022年全國人口總量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減少，一是因為育齡婦女持續(xù)減少，二是受生育觀念變化、婚育推遲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在生育熱潮“降溫”的背景下，高齡產婦的比重增加成為一個引人關注的現象。

“近年來，拋開‘二孩’‘三孩’，中心醫(yī)院接收的高齡產婦中，生育一胎的女性比例也明顯增加。”羅丹分析，出現這一社會現象的原因或與高等教育普及，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越來越高，女性的工作能力及獨立意識進一步提升有關。

“一名女大學生畢業(yè)的年齡是22歲左右，再讀三年研究生畢業(yè)是25歲左右。”羅丹說，暫不論還有讀博士的女生，這樣的女性在社會上的數量越來越多，畢業(yè)后，很多女性希望在事業(yè)上有所建樹，在生活上實現經濟獨立，結婚生子已非最優(yōu)先級，生育的年齡被推遲。

她們

更看重“自由”“獨立”，生育不再是第一位

在醫(yī)學上，通常將35歲及以上的初產產婦稱為“高齡產婦”。近日，紅星新聞記者對話多位高齡產婦。

“生活應該像一首歌，擁有它自己的韻律。”1981年出生的戴糕（化名）描繪著她的生活現狀。戴糕常年在成都生活，大學畢業(yè)后，她進入一家企業(yè)，從事財務管理工作。這份工作，除了嚴謹的行事風格，更需要強大的責任心。

這些年她堅持自己追求自由的信念，不愿被孩子切斷自己與自由的聯系。“我從年輕時，就看過、聽過身邊的寶媽們吐槽帶娃的辛苦。這種辛苦絕不僅是熬夜喂奶等身體上的辛苦，也是心累。”戴糕說，她害怕在需要享受自由的年紀失去自由，她擔心在失去自由之后又懷念自由。求而不得，她接受不了。

戴糕不抗拒生娃，只是需要心理準備。就像35歲那年，她遇到現在的丈夫，對方的溫柔體貼，讓戴糕確定，“結婚，我準備好了。”

婚后5年，丈夫的陪伴和鼓勵，給她足夠的安全感。“信任，是我生娃的標準。這個標準，來自我的直觀感受。”戴糕說，她不是丁克一族，從不為了不育或晚育而刻意推遲生育年齡。

戴糕始終認為，40歲的女性生娃，并非毫無優(yōu)勢。這時的女性心智成熟、善于溝通，更有耐心對待孩子的教育問題。戴糕的父母常說，“要在合適的年齡生孩子。”什么是“合適的年齡”，她說，標準答案只在自己的內心。

▲2022年5月11日，蘭州大學第一醫(yī)院生殖醫(yī)學中心，胚胎培養(yǎng)室。圖為胚胎培養(yǎng)室研究人員正在做“精卵結合”實驗 資料圖片

和戴糕想法類似，Fiona注重女性的獨立意識。她從35歲結婚后，一直和丈夫居住在北京。

“我從讀大學時，已經確定自己在30歲之前要全身心投入到學業(yè)上；在35歲結婚，選擇一個能接受我的價值觀和人生規(guī)劃的丈夫。”Fiona說，丈夫比她小6歲，但思想非常成熟，也懂得照顧她，鼓勵她堅持自己的人生規(guī)劃。

2022年，Fiona正好40歲。這是她決定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因為年齡因素，她選擇人工受精的方式完成生育。“我的運氣不錯，第一次促排卵后，取得十余個卵泡，其中有6個成功受精形成胚胎，并一次性懷孕。”Fiona說，她終于趕在40歲時懷孕。

坎坷

有人備孕十幾年終于成功，“該‘圓夢’了”

今年和戴糕同歲的依蘭（化名），正在備孕三胎。作為一家珠寶品牌公司主理人，在大多數外人眼中，她是一名女強人。然而，她并不認為這張標簽和高齡產婦有直接因果關系。

依蘭表示，“我在40歲的年紀選擇備孕，只是因為更在乎愛的感受。”依蘭現在身處重組家庭中，現任丈夫是成都一家外企的管理人員，盡管夫妻倆的收入可觀，但來自經濟方面的壓力的確不小，“我的孩子正在學習小提琴，一年的開支10萬元左右。我很希望可以擁有和現任丈夫的第一個孩子。盡管多一個孩子會加大家庭開支，但這種血脈的聯系，可以讓一家人生活得更加緊密和幸福，我們都認為值得。”

依蘭說，“在過去的近20年里，我都在拼事業(yè)。如今選擇第二段婚姻，也是開啟我人生的第二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里，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尤其是孩子身上。”

今年是39歲的阿瀟（化名）備孕第15年了。因為自身的雙邊輸卵管均不暢通，導致自然受孕的概率極小。曾經她的主治醫(yī)師建議進行人工輔助生殖，被她拒絕。她相信通過治療，身體上的問題一定可以解決。

在備孕的前10年，父母、婆婆都勸阿瀟進行人工授精。只有她的丈夫始終支持她用藥物輔助治療，進行自然受孕。“我覺得我是‘一根筋’，有自然受孕的執(zhí)念。”

直到備孕第11年，阿瀟的婆婆在買菜時滑倒，左腿骨折。“婆婆說我和我丈夫每天要加班，只請了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保姆照顧她，讓她心里空落落的。如果有孫子在旁邊照顧，她就不會那么喪氣。”阿瀟說，當時她的心軟下來，開始反思自己會不會太自私。

在和丈夫溝通，咨詢了好友同事的建議后，阿瀟才最終決定人工授精。“當時他們說我該圓夢了，就當是為了家人和自己，生個娃吧。”阿瀟說，“可能我內心早就希望接受人工授精，只是一直不承認罷了。”

那時起，她經歷了各種檢查、長期促排卵、胚胎移植等階段；最終，因為胚胎質量不高，失敗了。一次過程就要經歷數月，而她連續(xù)失敗4次。直到她備孕第14年，第5次人工授精。這一次，阿瀟成功了。

去年是她備孕第15年，順利產下一名女兒，“放下了，滿足了。我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爸媽、婆婆，甚至丈夫都笑得那么開心。”阿瀟說。

專家

“高齡”伴隨風險

應從多方面保障女性在最佳年紀生育

無論出于何因，在高齡產婦增加的同時，還需注意的是，她們在生育和產后恢復時，相比于年輕女性生育，風險也在增加。

羅丹表示，高齡產婦與年輕產婦相比，需更加重視各類指標，“我們會對產婦進行評分。評分指標包括產婦的血壓值、血糖值、體重指數等。”評分等級分為綠色、黃色、橙色、紅色，其中綠色是正常等級，危險等級依次遞增，當達到紅色則不建議妊娠。

如果一切指標正常，羅丹建議，產婦要注意體重管理，定期進行重要指標檢查，比如血壓、血糖、心率等。

此外，羅丹提出還需重視女性在產后的心理健康。“一些女性生完孩子后，出現產后焦慮的現象。”羅丹說，客觀來講，高齡產婦相比于20多歲的產婦，身體機能有所下降，但是在醫(yī)生的指導下，做適當運動、保持健康生活和良好心態(tài)，可以幫助高齡產婦加快身體恢復的速度。

如何讓更多女性在最適合的年齡生育？羅丹表示，這需要從多方面下功夫。

家庭層面，可以給丈夫延長陪產假。盡管目前男性也有產假，但時間過短，無法專心和女性共同面對生育后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如果延長丈夫的陪產假，妻子可有更多時間恢復身體機能；同時，有丈夫的時刻陪伴，母親在心理上有安全感，出現產后抑郁的幾率也會下降。

工作層面，可以給予為產婦保留孕前崗位的公司一定的稅收減免，鼓勵企業(yè)為女性生育提供支持。社會層面，現在越來越關注托育機制，它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女性在生育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待托育機制進一步完善后，它將在社會保障方面發(fā)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