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滬大學生：在宿舍里度過疫情中的春天   

上海春日里，74萬高校學生的生活被摁下了暫停鍵。

3月15日召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發(fā)布會上，市教委發(fā)布了“所有高校按校區(qū)采用封閉管理”的公告。以3月2日的上海大學為開端，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和華東師范大學等相繼發(fā)布通知，上海64所高校陸續(xù)轉入校門封閉、生活自足的“戰(zhàn)疫”狀態(tài)。

70多天的封校中，在滬高校們加足馬力保障校園基本生活，盡量在物質層面上滿足剛需，但學生們的心理需求，有時卻被淹沒在海量的信息里。

他們中有人因陽性隔離被孤獨纏繞、有人因宿舍關系感到“窒息”、有人失眠求助藥物。更多的人在一次次校園疫情反復中找尋情緒調節(jié)的閥門，嘗試和低落共處。

無法接觸外界的時間里，這些大學生們嘗試找尋心理上的支撐，在這個春天里探索情緒管理和自救的可能性。

1 氣泡

5月19日的新冠疫情防控發(fā)布會上提出，企業(yè)復工復產的重要舉措之一是“氣泡式管理”，這對高校而言并不是一個陌生名詞。過去兩個月間，幾乎所有在滬高校都在踐行“氣泡”管理模式。大學校園被封閉為一個個氣泡，氣泡里是核酸檢測陰性的學生與教職工。因此這被認為是安全的，也是可靠的。

潘藝在封校的通知中第一次聽說了“氣泡式管理”這個名詞。她就讀于上海大學，居住在延長路149號的靜安校區(qū)。自3月2日上海大學發(fā)布“校區(qū)封閉”通知以來，她已經81天沒有踏出學校，一直處在校內“氣泡”中。

這并不是她第一次經歷校園疫情封閉，起初她還是很樂觀的——寒假前的1月，她所在的延長校區(qū)曾因疾控安排短暫封閉了幾天，很快回歸了正常狀態(tài)——但這次隨著各個校區(qū)接連通報“核酸檢測異常”、逐一封閉時，她逐漸意識到事情發(fā)展的不妙走向。足不出戶似乎陷入循環(huán)，踏出宿舍的時間變得難以估計。

為了維持氣泡內的安全，長達3個星期的時間里，潘藝都需要呆在宿舍內，維持每日兩次抗原、一次核酸的狀態(tài)。

自3月16日以來，潘藝共做了36次核酸。受訪者供圖

“3月15日以來我總共做了36次核酸，每次都是陰性，我知道自己的身體是健康的，但我的情緒很不正常。”潘藝說。

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也是“氣泡”，表面毫無異常，實際格外脆弱：失去對事物的好奇心，變得茫然又浮躁；無法集中精力做事，原本最愛的追劇也逐漸失去吸引力......大多數(shù)時候潘藝坐在桌前刷手機，在發(fā)呆和糾結干什么中渾渾噩噩度過這一天。

來自上海交通大學的余子蘇也有相似的困擾。他所在的校區(qū)位于閔行區(qū)東川路800號，是交大最早封閉的校區(qū)。3月9日凌晨，交大開始執(zhí)行“只進不出”政策，課程也全部改為線上，他只能呆在在幾平米的宿舍內，三餐全靠志愿者配送。

足不出戶的第一周，他就和室友吵架了。24小時高度重合的生活讓他極不適應，生活上細小的摩擦在此時也被放大。最嚴重時兩個人同處宿舍空間內彼此看不順眼，連著一天都不會講話。寢室氣氛極其壓抑的時刻，他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手頭的電腦上，連著一周沉浸在工作中。“就在情緒低落中，我完成了研二的開題報告。”

同樣被封控在宿舍里，來自華東師范大學的劉玉婷嘗試用畫畫找尋內心的平靜。在一幅主題為《疫情中的自我》的畫中，她用幾個睡覺符號、櫻花、幾本書和一只手機描述自己的封校生活：“櫻花意味著墻外的春天，睡覺則是我疫情期間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我用閱讀書籍打發(fā)長久的時間，用手機保持與外界僅有的聯(lián)系。”

這似乎是處在氣泡中大學生們的縮影：睡覺、學習、刷手機，在宿舍里度過疫情中的春天。

畫到最后，她用黑色油畫棒給這些符號加了道“圍墻”：“這既代表著學校提供的保護，也意味著我們和圍墻外的世界隔絕了。”

2 封閉

封閉帶來的情緒影響似乎有跡可循。在2020年武漢疫情期間，南方醫(yī)科大學公共衛(wèi)生學院和衛(wèi)生管理學院聯(lián)合發(fā)表了一篇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及影響因素分析》的論文。論文對3881名大學生進行了網絡問卷調查，得出“疫情下，大學生們往往會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焦慮及抑郁心理問題”的結論。其中焦慮情緒的發(fā)生率是26.6%；抑郁情緒的發(fā)生率是21.2%。

封校的第66天，李昕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校園里蔓延的情緒。5月7日是母親節(jié)的前一天，在校生們都收到了這條短信：“本片區(qū)發(fā)現(xiàn)核酸檢測異常1例。”

那天晚上的李昕被窗外混亂吸引了。隔壁樓棟似乎有人崩潰了，女生撕裂的聲音劃破天際：“我想解封！”“放我回家吧！”“封?？?0天了怎么還有陽性？！”

李昕聽不太清夾雜在尖叫聲中的話語，但卻感受到其中的絕望和無助。

她看到對面居民樓有人從陽臺探出頭，想安慰對面無助的女孩：“放輕松，說不定明天就解封了呢！”但女孩絕望地喊回去：“做夢吧！今天又陽了一個！”

李昕其實能理解崩潰女孩的心情，她的宿舍樓就在異常樓棟的旁邊。在這之前，她所在的公寓西片區(qū)有7棟轉為防范樓，學校實行分時段錯峰政策，學生們可以在規(guī)定時段下樓活動。但就在那天這一規(guī)定再次調整，防護等級忽然拉高——停止一切活動，回歸足不出戶。剛要滿14天的“下樓自由”再次被打破，封閉似乎又一次進入了新的循環(huán)。

“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出門散步、不能曬太陽、甚至連200米外的食堂都不能前往。”66天的封閉里，李昕已經連著吃了將近一個月的盒飯。她感覺有點委屈，“我沒有任何違規(guī)行為，但封閉的壓力依舊在影響著我的正常生活。”

宿舍的日常是重復的：早晚兩次核酸、三餐定點配送。每天蝸居在宿舍里，李昕發(fā)現(xiàn)自己的時間觀念開始變得模糊。每日24小時被抗原、核酸和三餐固定分割開來，學生本職的學習夾雜在其中，變得四分五裂。

封校會對人的精神狀態(tài)產生影響，這讓本身就有精神疾病的大學生們更為難熬。

封校第一個月，嚴澤就發(fā)現(xiàn)手頭的處方藥不夠了。他患有睡眠障礙和輕度抑郁癥，一旦斷藥會出現(xiàn)肌肉抽搐、難以入眠等強烈戒斷反應。

“我原本不想求助的，但實在是睡不著。”嚴澤說。不得以他向學校和輔導員報備，通過互聯(lián)網醫(yī)院配送了一批藥物。

他切實感受到了疫情的影響。嚴澤是攝影系的應屆畢業(yè)生，原本規(guī)劃里，此時他應該在上海某一個角落進行畢業(yè)作品的拍攝，但疫情的出現(xiàn)打亂了計劃：16個人的班級只有4個人正常畢業(yè)，包括他在內的12個人都選擇了延遲畢業(yè)。

嚴澤窗外的景色。受訪者供圖

長期呆在宿舍中并不是一個好選擇。嚴澤的宿舍位于一樓，樓層布局讓他幾乎看不到陽光。從窗口看出去，鐵制防盜窗將外面的藍天和綠樹分割成一塊塊的，十分壓抑。

他發(fā)現(xiàn)，很多焦慮和不安其實是無法解釋的。“我們都被困在一個非常固定的環(huán)境里，生活高度重合。24小時都呆在十幾平方米的寢室里，周圍的一切都是固定的：飯菜固定配送、抗原固定上傳，唯一不固定的是我不知道什么時候能走出寢室，我太思念外面的空氣和綠色了。”

在學校封閉前，嚴澤曾經賭氣將某買菜平臺里所有的可樂都買下來。一提6聽，他買了整整56提，共計336聽，整整齊齊擺在宿舍桌前，成為封樓期間嚴澤最珍貴的物資?？恐@批可樂，他和同學們換來了面包、餅干、泡面等食物。喝不完的可樂也被他放在宿舍樓下，在物資匱乏的時刻低價提供給同學們。

在這段時間內，他找尋到了與情緒新的相處方式——固定的情緒低落似乎也是一種情緒穩(wěn)定?？床坏骄G色，就在陽臺上把香菜頭水培起來；睡不著，就吃治療失眠的藥物......“總歸是解決辦法的，如果沒有那就創(chuàng)造一個出來。”

他笑稱自己是“種田流隔離玩家”，用電影《楚門的世界》形容這段封校生活：一切都是虛幻飄渺的，唯有自己和種在陽臺上的花和水培菜才是真實的。

3 隔離

同樣是被隔離，萬怡卻很羨慕有人陪伴的生活。她已經單人隔離接近50天了。

萬怡是上海某高校內第一個被檢測出核酸陽性的同學。過去一個多月里，她幾乎走完了陽性患者歷經的全部過程：轉運、隔離、數(shù)不清的核酸檢測，至今她依舊沒有回到宿舍。相較身體遭受的痛苦，心理上的孤獨似乎更為沉重。

她在日記里這樣寫道：“這段經歷是傷痛，是重創(chuàng)，是懷疑，是不信任，是委屈和憤怒。”

萬怡隔離酒店的窗外。受訪者供圖

在4月3日校內的第一次抗原檢測中，萬怡驚愕地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兩道杠”了。她的身體不適似乎早有預兆，前一天的她就有了咳嗽、忽冷忽熱的癥狀。

“我當時看著4月1日陰性的核酸報告，總覺得是4月1日愚人節(jié)的玩笑。”萬怡說。

身體上的不舒服讓她沒力氣思考，但客觀事實又狠狠沖擊著她的大腦。她只能猜測是封閉前的某次外賣或快遞攜帶病毒。混亂中萬怡和室友收拾行李，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轉運。那時的她沒有預料到，關上隔離酒店那扇門后，時至今日她都沒能再次看到太陽。

在轉運車上，萬怡看到了一家三口。受訪者供圖

“隔離期間還算幸運，我并沒有被轉移到方艙，而是住在一家賓館里。”萬怡說。校外隔離的第一天，萬怡失眠了。睡不著的深夜里，她盯著頭頂?shù)奶旎ò?，看著手機上跳動的時間，直到身體發(fā)出困倦的信號，熬到不行才能淺淺睡去。

但環(huán)境之外，同學們的情緒風暴席卷了她：流言四起，不少同學在社交平臺上質詢感染的源頭，希望公開她的行程并且點明姓名。

萬怡說自己能理解這些情緒，“在學校這類居住極其密集的地方，但凡有一個陽性患者，整棟宿舍樓都會被納入封閉管理。很多原本出國、實習的同學都被迫更改了計劃。”

她很愧疚，也想過逃避。短短一個月發(fā)生的事情，對她而言比過去23年都更深刻：外地的母親聽說她檢測陽性，著急上火，幾乎每晚都要靠安眠藥入睡；身邊的朋友雖然都在安慰她，但被牽連者的憤怒情緒對她的傷害更強烈。那些天她幾乎拒絕看任何消息，整日躺著床上，只要拿起手機看到消息，就會忍不住哭泣。

那段時間里，陪伴成為她的心靈支撐。“感謝我的朋友們，日日夜夜的陪伴讓我的不安全感少了很多，讓我覺得不再是一個人，讓我覺得原來也有人是為我考慮的。”

“病毒帶給我身體上的傷害是十分有限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我足夠幸運。但這段我親身經歷所暴露出來的問題，也在改變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我對未來的追求，這是在之前的平淡生活中，無法去思考、無法得到的啟示。”

4 縫隙

激烈的情緒反應之外，也有人在縫隙中找尋心靈的寄托。

劉玉婷是華東師范大學心理系的研究生，居住在中山北路3663號的普陀校區(qū)。她用“循環(huán)”來形容這段封校生活：三月的足不出戶、四月的疫情反復、直至五月的逐步復蘇。

她坦言，自己花了很長時間去適應這段生活。宿舍封閉，她最直觀的印象是“每天都在等飯吃”：“感覺時間特別緊湊，每天都在吃飯。上午8點早餐，11點午餐，吃完飯休息一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下午4點半晚飯又來了。每天都過得特別特別快，又好像都差不多。”那段時間她的作息也十分混亂，每天沉浸在外界的負面信息中，直至凌晨兩三點才能入睡。

她原本是打算實習的。就在封校前，劉玉婷剛剛面試了一家特殊兒童培訓機構，決定去幫助自閉癥和多動癥兒童做注意力訓練，但這安排被封校打亂了。

為了讓自己逃出一成不變的“怪圈”，劉玉婷決定去做一些志愿活動。“如果總是關注一些很大的事情，自己會解決不了，你就會很灰心很難受，就只能去從身邊力所能及的一些小事情做起，就會好一點點。”

她開始擔任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咨詢中心排班志愿者和課程助教，把手頭的工作排得滿滿當當后，她發(fā)現(xiàn)自己睡得著了。“我逐漸找回了早上8點起，晚上12點睡的正常狀態(tài)。”

封校的另一個變化是和室友關系的深入。4月29日剛好是一個室友的生日，她們拆下黑色床簾充當背景布，拿臺燈當補光燈、拿吹風機當鼓風機，在宿舍里開了一個小小攝影棚。那天沒有生日蛋糕，大家拿出封校前購入一直舍不得吃的妙芙蛋糕，把蠟燭點燃，當作簡易的生日蛋糕。

宿舍里的簡易蛋糕。受訪者供圖

4月上海疫情越發(fā)嚴重，華東師范大學也經歷了幾次校內防控反復的情況。但5月初，她忽然感受到了一絲松動的跡象：餐飲選擇越來越多、通行從限制人數(shù)轉為分批下樓、洗澡和物資也逐漸變得穩(wěn)定。

能夠出宿舍樓的日子里，劉玉婷幾乎走遍了附近每一片草地。她把原本用于打發(fā)時間的野菜識別書籍當成玩具，在樓下草坪上發(fā)現(xiàn)了薺菜、苦荬菜和蒲公英。

許多事都在重回正軌，但心理上的創(chuàng)傷依舊存在。她用“縫隙”形容自己這段時間的狀態(tài)：外在的大環(huán)境沒有辦法改變，那就專注自己內心的小小縫隙。

劉玉婷拍到了樓下的蒲公英。受訪者供圖

時間進入5月，高校的封閉也開始從緊縮到逐步開放。

已經度過最孤獨的時期，萬怡希望自己能回歸原本的生活：和室友打趣、去草坪上吹吹風、在天臺上拍拍照、坐在圖書館里讀一本書；李昕的學校發(fā)布了返鄉(xiāng)通知，她想買一張車票，回家給父母一個擁抱；同濟大學的自習室開了，余子蘇也終于可以走出寢室，回到熟悉的學習環(huán)境中。

從立春開始的封閉，在5月21日的小滿終于接近尾聲。從友誼路到俊秀樓，劉玉婷走在學校最熟悉的路上。漫步在春日里，她久違感受到雨后清新的空氣、聽到風吹樹葉的聲音。

她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接受春天的洗禮吧，在無序中安守內心世界的秩序，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