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英杰

署“居仁堂制”款的瓷器，即所謂的洪憲瓷，是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時的特制瓷器，也是景德鎮(zhèn)御窯廠燒造的最后一批御用瓷。因為洪憲瓷在中華瓷器史上的獨特價值，歷來為藏家所重視。但由于袁氏的“洪憲帝國”太過短暫，以至于很多瓷器未及燒造成功便窯火漸冷，所以不管是“洪憲年制”或是“居仁堂制”的袁氏瓷器均鮮有真品面世。這就給民國以來的洪憲瓷仿制者以可趁之機，各種各樣的仿品、贗品均加“居仁堂制”款識魚目混珠，借以牟取暴利。筆者對洪憲瓷關注多年，遺憾的是僅在北京見過一件“居仁堂”款筆洗，其它號稱所謂“居仁堂”民國瓷的各類仿品贗品過眼不計其數(shù)。

在這些署“居仁堂制”款的仿民國瓷中有一些明顯的規(guī)律，拋開胎釉、紋飾、畫工、詩文不說，僅從這些色料不一、字體各異的款識就可以知道“居仁堂制”的市場混亂現(xiàn)狀。換句話說， “居仁堂”款識中贗品很多。居仁堂是堂號，其來歷是袁世凱及其幕僚在秘密籌備稱帝之時，不光密電全國要求各省“勸進”，更為稱帝的吉時、禮制、輿輦、龍袍以及登基用品作了精心的安排。特別是在瓷器這一項上，更是費盡心思。袁氏仿效歷朝制度，設御官窯，專門撥出巨款一百四十萬銀元，派遣心腹—對古玩藝術品造詣頗深的郭世五到景德鎮(zhèn)監(jiān)制“洪憲瓷”。居仁堂是袁世凱當時在中南海的寓所，于是，借鑒清代“中和堂”、“敬慎堂”、“養(yǎng)和堂”等堂款名號的“皇家傳統(tǒng)”，袁氏瓷器便有了“居仁堂制”款識。

目前市場上“居仁堂”款識不下百種，有時見到有藏友持所謂“居仁堂”款民國瓷前來鑒定，專家學者也不免有些搖頭嘆息。一種簡單常識是作為堂款命名瓷器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多種類的款識，因為在大清鼎盛時期的康熙王朝中，著名堂款號“中和堂”在六十年間也不過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癸丑中和堂制”三種款識。料想袁氏王朝不過短短八十三天，怎會有一百多種款識，難不成一天換一個花樣？

綜合比較，這一百多種款識中最常出現(xiàn)的有十六種，大體上分為三類：第一類為紅料雙框，這一類仿品最為繁雜，有篆書、隸書、仿宋各種字體；第二類為藍料雙框，亦有篆書、隸書等數(shù)種字體，以艱澀的篆書居多；第三類為無框藍、紅彩料款，這類款識中多數(shù)根本屬于臆造，可稱“一眼假”。洪憲瓷雖然是民國初年燒造，但仍屬于意義上的清末瓷，所以，我們從款識上與清末瓷款識對比分析，發(fā)現(xiàn)這三類款識整個款識筆畫沒有甩出去顯得拘謹過于軟弱，字體似乎是浮在釉水表面。再看看后面的字體并未和釉水融合一體，寫法也不是很順暢。要分辨這些仿款，必須仔細觀察款識的風格、筆法、字體、位置、款色和字數(shù)、結構，并結合器物的造型、胎質(zhì)、釉色、裝飾等方面互相印證，認真推敲。真正的“居仁堂制”款瓷器以粉彩和琺瑯彩器較為多見，造型秀美，畫工精細，質(zhì)量較高。最后，要反復審度其款字的書寫筆法、字體結構、排列形式、落款的部位。另外，也應當參考總結同一時期即清末官窯晚期款識的變化規(guī)律。

劉英杰(洛陽) 編劇，作家，《文化收藏》雜志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