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的重負》

[美]托尼·朱特 著；章樂天 譯

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

（圖：從左到右，分別為萊昂·布魯姆、阿爾貝·加繆、雷蒙·阿?。?/p>

“偉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滿足了一個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講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們看重他們身上情人的天賦，即誘惑的天賦，而不是美德的天賦。……如今小說的家庭里充斥著發(fā)瘋的情人、得意的強奸犯和被閹割的兒子，但罕有丈夫。加繆則是當代文學的理想丈夫。”

1963年，以辣手著文章健行文壇的蘇珊·桑塔格，為阿貝爾·加繆特制了一種既溫柔又犀利的評論方式，她還把自己極少使用的形容詞一并慷慨地送給了加繆：理智、適度、自如、和藹。“除了加繆，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xiàn)代作家能喚起愛。”

以思力健拔聞名于世的女性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同樣對加繆不吝贊辭：“加繆，毫無疑問是當今法國最杰出的人，遠在其他知識分子之上。”另有西蒙娜·波伏娃因喜歡加繆而致使她的情人薩特吃醋不已。對于一位男性寫作者而言，能獲得這三位女性此般賞愛，說明無論他是身為男性這一維度，還是身為寫作者這一維度，都是極優(yōu)秀了。

美國史學家托尼·朱特（1948-2010）在1998年出版的《責任的重負》，又為加繆的榮譽進行了加冕。加冕的理由是，加繆無論在智識上，還是在道德上，都是一位對自己身處社會與歷史負責的知識分子。萊昂·布魯姆與雷蒙·阿隆同列其中。

《責任的重負》是《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國知識分子》的一種補充。朱特以研究戰(zhàn)后知識分子史見長。他對知識分子評價的核心詞是“負責”，把知識分子還原到他們生活的年代，考察他們的言行與歷史縱橫嬗變之間的聯(lián)系。

在《未完成的昔日》里，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審視了法國左派知識分子，那些對共產(chǎn)主義滿懷熱情的人們，以對信仰的忠誠，刺穿了現(xiàn)實與道德的責任感，用頗具煽動性的抒情話語，共同參與編制了一個充滿悖謬與罪惡的烏托邦謊言，天真地讓自己成為共產(chǎn)主義的宣傳道具。而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主義極權(quán)蔓延至東歐，他們的熱情才慢慢轉(zhuǎn)化為不知所措的彷徨。

朱特顛覆了包括薩特（1905-1980）在內(nèi)的很多知名知識分子的形象。以薩特們的智商和修辭學修養(yǎng)，把他們的作品從具體的社會歷史中抽離出來看，總是能看到值得尊敬的品質(zhì)，比如正義、良知、對真理的追求。但若放寬歷史的視野，在更長久的歷史圖景中觀察他們，薩特們雖然“抓住了時代的脈搏”（薩特之語），但也妨礙了時代健康的血液循環(huán)。

加繆以及萊昂布魯姆、雷蒙·阿隆與薩特們相反，他們有自己的辨識標準與判斷尺度，盡管他們都被當時的人們棄置于時代的暗角，放逐在主流思想之外，他們以自己的言行，糾正著時代的謬誤。即便這種“糾正”是微弱的，甚至在實際上并無甚作用，但在后人檢視歷史之時，他們可以成為智慧的汲取之源。

摒棄歷史的浪漫與抒情

法國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知識分子史”研究。從19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開始，法國知識分子序列，構(gòu)建了20世紀法國精神空間里群星璀璨的圖景。和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一出場便是對國民性批判所不同，法國現(xiàn)代公共知識分子出現(xiàn)在歷史舞臺上的序曲，是對真理與正義的捍衛(wèi)。

人們對法國的政治與文化環(huán)境，一直充滿想象。因具體的現(xiàn)實而產(chǎn)生的某些形而上的期盼，特別是當周遭社會充斥著謊言與非正義，或者平庸與媚俗時，人們就更容易用抒情的、史詩般的眼光，打量20世紀法國知識分子，把他們看作是驍勇善戰(zhàn)的騎士、高尚純良的圣徒。

擊退這種對歷史的抒情，是需要勇氣的。反向的描述，則意味著要肩負更多的責任，給出更多的分析與判斷。批判總是比贊美來得艱難。托尼·朱特選擇了前者，并托舉出一個歷史文化反思的主題：為什么你們沒有看到，20世紀的法國，充滿了蹊徑與迷津，散布著潰敗和傷痛？在國家困境和歷史進程舉步維艱時，她那些熠熠發(fā)光的知識分子們，卻是那么地不負責任。

法國知識分子的特別之處在于，他們在自己的國內(nèi)，并沒有一個切近的強權(quán)要抵抗，無需直接肩扛黑暗的砸門。法國的政治秩序在近代一直以“共和”為主要標志，以至于研究政黨與政府關(guān)系的學者們一致判斷，法國非常接近無政府狀態(tài)的政黨政府，以政黨的軟弱聞名，是很典型的弱國家強社會。

因此，在法國，知識與權(quán)力并不是幽怨的宿敵，它們各有其尊位，前者是精神世界的君王，后者更像世俗世界的武夫。其公民與終極事務(wù)（如真理、善）的關(guān)系，與政府無關(guān)。德雷福斯事件，更是把法國的知識分子推到了整個世界面前，他們的影響力是世界性的，一舉一動都吸引著眾人的目光。

托尼·朱特認為，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和責任是成正比的。恰恰是法國知識分子的這種世界性，使得他們需要負起更多的責任。他們堅持的一種理念或者一種生活方式，他們所擁有的道德洞察力和善惡判斷，會深刻影響到他人。